海蛏肥美，小章鱼脆弹，每一种都是大海的馈赠——夏日到海边 就爱那口鲜

□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/图（除署名外(wài)）

泉州自古桥梁众多，在此背景下，记述造桥、修桥历史信息的桥碑应运而生(yìngyùnérshēng)。桥碑起初只为简单记录修桥者、捐资者姓名以及(yǐjí)修桥时间等，之后渐渐承载了更为厚重的信息，甚至成为在地文化的一种精神载体。每一块古桥碑，都是(shì)时光长河里凝固的驿站，是人生旅途中(zhōng)矗立的无声丰碑(fēngbēi)。

泉州府文庙洙泗桥桥碑(qiáobēi)

泉州府文庙广场前的八封沟上(gōushàng)有洙(zhū)泗桥，桥畔立有“洙泗桥”桥碑(bēi)。此碑高227厘米，宽92厘米，厚18厘米。桥碑正中央“洙泗桥”三字榜书竖排，雍容方正(fāngzhèng)，尽显庙堂之气。碑的左下方小字竖书“嘉靖乙卯冬立石”。嘉靖乙卯为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，如此一算(suàn)，这块桥碑已有470年的历史。

“洙泗(sì)”二字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。孔子(kǒngzi)(kǒngzi)晚年在山东(dōng)的洙河、泗河之间设立(shèlì)洙泗讲堂，传道授业。孔子去世后，洙泗讲堂成(chéng)了(le)纪念和祭祀(jìsì)孔子的重要场所。唐时，唐太宗李世民加封(jiāfēng)孔子为“先圣”，唐高宗又加封孔子为“文宣王”，所以洙泗讲堂又称先圣讲堂。到了宋代，孔子被加封为“先圣文宜王”，成了“至圣”“万世师表”。元代，洙泗讲堂改称洙泗书院。明嘉靖三年（1524），山东巡按御史李献重修洙泗书院，正殿三间用以祭祀孔子及(jí)儒家“四配十二哲”，东庑、西庑用以祭祀孔子众弟子，自此奠定洙泗书院格局。因圣人圣迹，“洙泗”成儒学文脉的重要象征之一。所以，一般祭祀孔子的地方常会出现与“洙泗”有关的风物。

宋人李弥逊有诗曰：“洙泗流风(liúfēng)远，仪型世有人。”孔子思想与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和根基，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东方智慧的瑰宝。纵然许多事物“逝者如斯夫(fū)”，但(dàn)有的却能历久弥新，与时间同趋永恒。古时，这座洙泗桥是泉州士子进入府文庙的必经之路，见证一代代鸿儒硕学的奋斗足迹。而今，府文庙依旧以(yǐ)其独特的氛围吸引着无数学子前来感受(gǎnshòu)文化熏陶，洙泗桥青石板上回响的正是新时代(shídài)的杏坛弦歌(xiángē)。

离洙(zhū)泗桥不远的(de)后城街八卦沟边祖师巷内，还站着一方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所立的《泉州文庙洙泗桥示禁碑》。此碑原(yuán)立于洙泗桥旁，后移至今处。碑文晓谕府文庙附近邑民不可侵占府文庙的桥沟等地，否则一概究治。从此一碑，亦可见数百年来为守护泉州文化(wénhuà)心脉的努力(nǔlì)。

王十朋与蔡襄“隔空对话(duìhuà)”

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桥中亭碑刻不少

泉州民间有谚语：“站如东西塔，卧如洛阳桥。”从这句(zhèjù)谚语亦不难看出，泉州人对于洛阳桥的(de)(de)(de)喜爱。这座跨海石桥的建造始于宋皇(sònghuáng)祐五年（1053），当时由泉州开元寺僧人宗已和郡人王实、卢锡合力筹建，但最初因资金、技术、人力等现实问题，造桥工程并不顺利。嘉祐三年(sānnián)（1058），名宦蔡襄二度出知泉州，洛阳桥的建设迎来了“历史(lìshǐ)最强援(yuán)”。在蔡襄的亲自督办下，经艰苦努力，洛阳桥终于在嘉祐四年（1059）十二月建成，历时6年8个月。落成(luòchéng)后的洛阳桥（万安桥），成了当时泉州北上福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交通枢纽，在泉州水陆复合运输网络的发展中具有开拓性(kāituòxìng)的里程碑意义。自宋而下，立于洛阳桥桥中亭及附近的石碑(shíbēi)刻众多，它们汇聚成该桥的“碑林博物馆”，共同承载漫长岁月里的记忆，讲述着古桥曾经的岁月，也是如今游览洛阳桥的一大亮点(liàngdiǎn)。

蔡襄的《万安桥记(qiáojì)》碑书法雄浑朴茂

《万安桥记》碑(bēi)是(shì)第一方讲述该桥故事(gùshì)的桥碑，碑文由蔡襄(càixiāng)亲书：“（万安桥）渡实支海，去舟而徒，易危而安，民莫(mínmò)不利。职其事者，卢锡、王实(wángshí)、许忠(xǔzhōng)，浮图义波、宗善等，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而落之。”碑记落笔镌史，也令造桥的主事人名垂青史。《万安桥记》现存碑刻分上、下二碑，上碑为北宋原刻，原露天立于洛阳桥岸左，宣和间（1119—1125）由蔡襄曾孙蔡桓拓本(tàběn)重刻立于洛阳桥南蔡襄祠内。此碑不仅书法雄浑朴茂(pǔmào)、端庄沉稳，而且文字精练，镌刻精致，被今人誉为文、书、镌“三绝”；下碑为1963年摹拟原作重刻。《万安桥记》碑具有极高价值，堪称(kānchēng)“闽地桥梁第一碑”。

南宋状元名臣王十朋(wángshípéng)是(shì)蔡襄的“小迷弟”。南宋乾道四年（1168），57岁的王十朋出知泉州，虽然已近耳顺之年，但王十朋对于蔡襄的炽爱未曾消减半分，一到泉州他便四处寻访与蔡襄有关的遗迹，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自然也是非去不可的。在参观完洛阳桥与《万安桥记》碑，并至(zhì)桥南蔡襄祠内祭拜蔡襄后，王十朋感慨之余，写下《洛阳桥》诗：“北望中原万里遥，南来喜见洛阳桥。人行(rénxíng)跨海金鳌背(bèi)，亭压横空玉虹腰。功不自成(zìchéng)因砥柱(dǐzhù)，患宜预备有风潮。蔡公力量真刚者，遗爱胜于郑国侨。”之后，又赋《蔡端明祠堂(cítáng)》诗曰：“公昔自禁从，再来临此邦。河梁一何壮，笔力独能扛。政绩留南纪，祠堂枕大江。山川与人物(rénwù)，今古两无双。”这无疑是他与蔡襄的“隔空对话”。后来，王十朋也向蔡襄学习，在泉州履职期间，关心(guānxīn)民瘼(mò)，清节似水，播德宣猷，深受泉州吏民爱戴。蔡襄、王十朋，两代名宦的故事(gùshì)，成为洛阳桥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纵览历史，自洛阳桥(luòyángqiáo)建成的900多年来，历朝历代组织过17次修复工程(gōngchéng)。与洛阳桥重修(chóngxiū)相关的桥碑(bēi)，如《泉州府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洛阳桥碑记》《重修万安桥记》《重修万安桥北记》《清嘉谟重修万安桥碑记》《清沈汝瀚重修万安桥记》等，也为后世记录了洛阳桥的“独特履历(lǚlì)”。

独特的《剔奸保民(bǎomín)》碑

安平桥公园风景如画（陈起拓(chénqǐtuò) 摄）

安平桥，俗称“五里桥”，又名“西桥”“安海西(hǎixī)桥”，横贯于(yú)闽南沿海的晋江安海和南安水头，是中世纪世界最长的跨海梁式(liángshì)石桥(shíqiáo)。该桥始建于南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绍兴二十二年（1152）全线贯通，投入使用。长久以来，安平桥这一伟大的桥梁工程(qiáoliánggōngchéng)为民众所称赞，以“卧龙”“巨虹”等(děng)壮丽称号闪耀于碑刻、志书、文献、诗赋之中。

《重修安平桥(ānpíngqiáo)(ānpíngqiáo)记》碑是安平桥留存下的(de)(de)最早的桥碑，勒于明天顺三年(sānnián)（1459）。现碑嵌于桥的中亭东侧墙体(qiángtǐ)，碑额篆书横排，碑文则为楷书竖排。碑文启首一句便写道：“安平桥者，乃宋绍兴间有(yǒu)室赵令(zhàolìng)衿(jīn)(jīn)摄郡(jùn)作成之(zhī)……”赵令衿系宋朝宗室，宋太祖赵匡胤次子(cìzi)燕王赵德昭(zhàodézhāo)的玄孙，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出任泉州太守。《泉州府志·名宦》记载他“博学能文，在郡留意教养，在任十几年，大有政绩”。赵令衿在泉时最大功绩就是促成安平桥的建成。宋绍兴八年（1138），僧祖派始建安平桥，安海海商黄护、僧智渊带头捐钱倡建。由于工程浩大，造桥进展(jìnzhǎn)缓慢。绍兴二十一年赵令衿出守泉州后，续建安平桥，越年建成。因桥全长约五华里，故别名“五里桥”。安平桥不仅长，形式也不单调。它的桥墩采用花岗岩条石横直交错叠砌而成，有长方形、单边船形和双边船形三种形式。安平桥的建成，不但便利民间往来，对于繁荣当时的泉州社会经济，发展海外贸易，同样(tóngyàng)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《南安县志》载有赵令衿撰写的咏安平桥诗：“为问平安(píngān)道，驱车夜已分。人家无犬吠，门巷有炉熏。月照新耕地，山收不断云。梅花迎我笑，为报小东君。”赋诗之余(yú)，赵令衿还亲撰《石井镇安平桥记》碑文，记述建桥经过并描绘桥梁之雄伟外观，同时(tóngshí)表明他对建桥事业的重视。惜原碑早废，碑文尚见载于《安海志》中。

安平桥上迄今保存着众多的碑记、石刻，详细记载着建桥历史和历代修葺等方面(fāngmiàn)的史实。根据碑记石刻载述，由(yóu)明至清，安平桥共有(yǒu)15次(cì)(cì)重修，其中比较重要的修缮有7次。在安平桥中亭周围(zhōuwéi)的十几方古代(gǔdài)重修碑记中，最早的是明天顺三年，最晚的是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。其中一方《剔奸保民》碑是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记录。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，盐馆(yánguǎn)干办洪达借派销食盐之机，向安海民众额外勒索盐税，导致民怨沸腾。当地百姓柯思淑等人联合向官府申诉，最终由道台谭尚忠受理此案，查实洪达的违法行为后(hòu)予以严惩，并免除冗税。案件审结后，于乾隆二十八年立《剔奸保民》碑于中亭，以警示官吏(guānlì)、守护民生。

清代官员徐汝澜在出知晋江时，曾修缮晋江旧铺(pù)桥、惠济桥两座古桥，后来他又两度参与(cānyù)重修安平桥。在这期间，他也由晋江知县一职，擢升为台湾知府(zhīfǔ)，再(zài)迁任泉州知府。安平桥上有三方碑刻与徐汝澜有关：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今在安平桥中亭，碑文(bēiwén)由时任台湾知府的(de)徐汝澜亲撰。碑文细述了(le)徐汝澜捐俸(fèng)议修安平桥，绅士耆老踊跃参与，于清嘉庆(qīngjiāqìng)十二年六月至隔年九月(jiǔyuè)修缮了安平桥的过程。与该碑并立的还有一块《万古流芳》碑，记载此次重修安平桥士民捐资之芳名录。这两方碑刻均立于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。在中亭另有一方《重修安平桥记》碑，是清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立，同样是徐汝澜撰文(zhuànwén)，此时的他已出任泉州知府。碑额浮雕双龙护牌，牌中竖刻篆书“皇清(huángqīng)”二字。碑文记述清嘉庆二十年徐汝澜知(xúrǔlánzhī)郡事(shì)再至泉州，得知安平桥桥圮后捐俸倡议重修。修桥工程于嘉庆二十一年夏仲告竣。徐汝澜修桥不仅为地方建设作出贡献，也为他赢得了士民的赞誉，攒下良好的官声。后来民众还为徐汝澜建长生祠于晋江龙山寺东。

1938年，弘一大师(dàshī)由漳州经同安梵天寺前往安海时，路过(lùguò)安平桥。感怀于古桥的雄健，大师立于桥上，静听潮音低徊，心驰而神往。后来(hòulái)弘一大师驻锡于安平桥上的水心亭澄渟院，达一个月之久。在此期间，弘一大师书写条幅数百广结善缘，并撰下“如来境界无有边际，普贤身相犹如虚空”“戒是无上(wúshàng)菩提本，佛为一切(yīqiè)智慧灯”等(děng)楹联，传为佳话。

石笋桥，今称(jīnchēng)笋江桥，位于鲤城区新门外“石笋”古迹附近的(de)笋江上，曾名履坦桥、济民桥、通济桥、浮桥等，始建于宋。旧时其南岸有(yǒu)妈祖宫、观音寺、浮桥古街，北端连接黄甲街、接官亭、山川坛，曾是泉州古城通往西南方向(fāngxiàng)的乡村(xiāngcūn)和同安、厦门、南安、安溪等地的交通要道。

笋江旧以舟渡，北宋皇祐元年（1049），泉州知州陆广始造舟为梁，建“浮桥”以渡行人。嘉祐六年至(zhì)八年（1061—1063），泉州知州卢革及僧(sēng)本观重修，又于(yú)两岸作亭以翼卫，改名“济民桥”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转运通判谢仲规复(guīfù)修，更名(gēngmíng)“通济桥”。

南宋绍兴三十年(nián)（1160），提刑官陈革与其弟(dì)陈知柔共同谋划，签书枢密院事梁克家、僧人(sēngrén)文会从旁臂助，将浮桥改建为石桥。工程至乾道五年（1169）完工，耗时近10年。改造后，桥梁(qiáoliáng)成为(chéngwéi)石质平板桥，桥面由94块1米多厚、14米长的巨大条石(tiáoshí)铺成。为解决两桥墩间的跨度过长问题，桥梁还采用(cǎiyòng)“伸臂式”的砌筑方法。这种伸臂结构设计最早见于中原地区，宋时应用于泉州桥梁上，无疑体现出泉州对中原地区先进桥梁建造工艺的继承。尽管此时桥已成为石桥，但民间一直保留“浮桥”称呼至今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，泉州太守王十朋出城迎接贵宾时途经石笋桥，得以(déyǐ)“过而观之”。王十朋作诗纪曰：“刺桐为城石为笋，万壑(wànhè)西来流不尽。黄龙窟宅占江头，呼吸风涛势湍紧(tuānjǐn)。怒潮拍岸鸣霹雳，淫潦滔天没畦畛。行人欲渡无翼飞，鱼腹蛟涎吁可悯……世无刚者桥岂成？名与万安同不泯(tóngbùmǐn)。”对陈革等人的造桥功绩，赞不绝口(zànbùjuékǒu)。诗文亦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泉州人(quánzhōurén)特有的精神气质。“世无刚者桥岂成”绝非浮夸之辞，而是泉州人在面对浩瀚(hàohàn)江海时用意志(yìzhì)熔炼出的兴桥宣言，字里行间(zìlǐhángjiān)浸透的是闽南人“爱拼敢赢”的勇毅与开拓精神。

据《重修(chóngxiū)通济桥(tōngjìqiáo)记》载，南宋庆元年间（1195—1200），僧了性在石笋桥北复修三小石桥，于是“桥之北相贯联络，以达于临漳之门”。这三小桥(xiǎoqiáo)后(hòu)被称为棠阴桥、甘棠桥、龟山桥。三座小石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仅留残迹，现已修复。《重修通济桥记》桥碑旧(jiù)已佚，碑文见《晋江县志》。

古时，“笋江夜色”为泉州八景之一。相传，每逢月(yuè)上中庭，由石笋桥上向下观望，桥孔间(jiān)即会倒映出一轮明月，其景如画，令人痴醉。

施琅将军曾(céng)捐俸修复浮桥（石笋桥），桥岸边(ànbiān)现存康熙年间重修碑记。

不过，石笋(shísǔn)桥(qiáo)也是命运多舛的。明嘉靖三十七年(nián)（1558）五月，倭寇袭击泉州时，曾(céng)在石笋桥上(shàng)驻扎29天，后又经此攻打南安，封楼(fēnglóu)和官民廨舍化为焦土。嘉靖四十年，官兵断桥拒倭，“久之复修筑”。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十六年至十七年（1677—1678），郑经部(zhèngjīngbù)队在攻击清军时，曾两次炸断石笋桥，“以拒追兵”。1938—1939年，日军侵华时，日机曾炸断石笋桥。兵燹不断，加上自然灾害等，使得桥梁多次倾崎、塌陷甚至崩断。也正因此，明清时期石笋桥曾历多次重修。最为人所熟知的一次当是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四月(sìyuè)，施琅(shīláng)将军捐俸大修石笋桥，第二年八月(bāyuè)竣工。乡绅为此事立下《施琅主持募捐修造浮桥(fúqiáo)碑》，碑文称：“康熙癸亥，少保将军靖海侯施公，平定台湾(táiwān)旋师，捐俸修造安平西桥、郡城南桥，以次告竣。西隅士庶复以浮桥倾圮为请，遂蒙将军捐俸千两并集绅士共成盛举。工兴于丁卯年四月，成于戌辰年八月，用志功德永垂不朽……”该碑(gāibēi)立于康熙二十七年，现存于江岸边。

王恕思(wángshùsī)所撰《重修石笋桥记》碑

清雍正四年（1726）、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、光绪三十一年(sānshíyīnián)（1905），石笋桥又(yòu)历重修。现笋江桥南岸(nánàn)还保存着清嘉庆十四年的《重修石笋桥记》桥碑。

石笋古桥与笋江新桥并列于江（泉州晚报资料图(tú)）

1956年，泉州遭遇大水灾，为改建石笋桥桥梁，桥上石刻、石建筑、塔幢等被拆除。1998年，在古石笋桥上游建起了笋江大桥，顺利承接(chéngjiē)起石笋桥沟通南北两岸的(de)“要道”功能。时至今日，古石笋桥仅存(jǐncún)一两截残段，立于笋江粼粼的清波之上(zhīshàng)，兀自(wùzì)述说着这里的辉煌往事。

泉人与蕃商友谊见证(jiànzhèng)物

“江树离离若可齐，江门之水下(shuǐxià)浯溪。诸峰返照潮声远，万户沧洲(cāngzhōu)烟火低。来听渔歌鸥泛泛，去随秋色草(cǎo)萋萋。道人那得伤心恨，一任西山送日西。”这首诗出自明代晋江(jìnjiāng)诗人庄一俊之手。诗中描绘的景色极富画面感，又带有(dàiyǒu)忧思绵远的感伤，让人读来不免有些神驰天外。但可能很少人能猜到，这首诗描写的是泉州古桥顺济桥的秋景。

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曾是出入泉州古城商业区的主要通道（泉州晚报资料图）

顺济桥遗址位于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外，横跨晋江两岸(liǎngàn)，以近顺济宫（天后宫）而得名，又称浯渡桥、新桥等。该桥于南宋嘉定(jiādìng)四年（1211）由(yóu)泰宁状元、泉州郡守邹应龙主持建造，沿用至20世纪。

德济门(mén)外(ménwài)的(de)晋江属浯江段。这浯江并不简单，它(tā)“横贯二里许(xǔ)……其地下(dìxià)通两粤，上达江浙，实海国之冲衢，江城之险要也”。这里汇聚了桃源、武荣诸山流，一到下雨天，江水便会暴涨，“巨浪拍天”。古时要在这样的江面上建一座石桥，谈何容易！但邹应龙及时汲取了宋代洛阳桥建造的成功经验(chénggōngjīngyàn)，在“维桥之前，累石为堡，以临重渊(zhòngyuān)”，于河床内抛填块石和条石固定基础。造桥需要大量资金，邹应龙在建造顺济桥(shùnjìqiáo)时，向蕃商发出号召(hàozhào)，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。而蕃商也没有让邹知州失望(shīwàng)，慷慨解囊，踊跃捐资，解决了顺济桥资金的燃眉之急。资金一到位，邹应龙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造好了顺济桥。顺济桥是以太守邹应龙主持、驻泉蕃商集资、泉州工匠打造的方式建设而成的，其本身(běnshēn)就是泉州人与外国商人友好往来(yǒuhǎowǎnglái)的见证。据(jù)资料显示，古时顺济桥在桥北还特设段木梁吊桥，有警即吊起，以御敌寇。并筑有桥头堡，置戟门，昼开夜闭。南端桥堡上勒有“雄镇天南”四个大字。

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建成(jiànchéng)后历代多有修缮，泉州名人顾珀、何乔远、黄昌遇、怀荫布、萧汉杰等，皆曾为之作《记》。嘉靖十四年(shísìnián)（1535），在泉州知府王士俊修缮顺济桥后，顾珀为之撰《顺济桥碑记》称：“镇南门外有浯江。江，百溪汇也。江之横(jiāngzhīhéng)二里(èrlǐ)许，亘江之横虹跨于其上而石之，是为顺济桥。宋嘉定四年（1211），实始之……”清楚记述(jìshù)了顺济桥的始建时间。

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夏，晋江县令陈宜苏捐俸倡修顺济桥，安溪名士詹仰宪主修，越年(yuènián)春竣工。何乔远作《重修浯渡桥记》记述此事。碑文称颂陈宜苏在修桥中“为之详计(xiángjì)”之功，另赞詹仰宪“居则布(jūzébù)德惠人，动则舍力为公(gōng)”。

清乾隆(qiánlóng)十五年（1750），顺济桥(shùnjìqiáo)因水涨(yīnshuǐzhǎng)而桥断两道，第二年由泉州知府黄昌遇(huángchāngyù)主持修缮。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，溪流湍激，该桥复圮，双孔(shuāngkǒng)通桥栅亭尽坍，黄昌遇于乾隆十八年（1753）七月复修，第二年十二月竣工。此后，黄昌遇亲撰《重修顺济桥记》并勒于碑。

清乾隆(qīngqiánlóng)二十二年（1757），顺济桥复圮，泉州(quánzhōu)知府怀荫布与晋江知县干从濂，委托贡监生李保、柯廷锡大修(dàxiū)；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）八月告竣。怀荫布自撰《记》并(bìng)勒石，碑文称：“夫出险履夷，爱民之(zhī)心也；兴废举坠，长民之责也。当日邹公俶造即有望于后人之缮修。今也费以累千，迟以岁月，上下(shàngxià)交励，绩用底成。继自今官斯土者先事图维，因时葺治。俾往来如织之赤子，永免病涉之虞(yú)焉，是尤予所望于后人者也。”将修缮桥梁的意义，说得明明白白。

遗憾(yíhàn)的是，以上四方重修碑皆已(yǐ)佚失，碑文散见于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、清道光《晋江县志》等志书(zhìshū)内。而今(érjīn)，顺济古桥也仅剩部分桥面和桥墩，在它的身畔早已屹立起顺济新桥。或许，人生如桥，碑如人生，有得必然也会有失。只是岁月沧海横流，总能留下某些痕迹。

刺桐港黄金岁月(huángjīnsuìyuè)的标志

历代以来，铺路修桥被普遍视为行善积德、功德无量的公益“众筹”事业。南宋(nánsòng)僧人道询(dàoxún)一生(yīshēng)造桥200余座，其中数座还是古之名桥。景炎元年(1276)，他还被赐号“灵应大师”，其人生履历堪称(kānchēng)传奇。

普济桥渡，又称浔尾桥、无尾桥，位于泉州(quánzhōu)后渚(zhǔ)港北侧(běicè)（今丰泽区城东街道浔美社区一带）入海处的(de)(de)海上(hǎishàng)。普济桥渡的建造，是道询急民众之所急、解(jiě)民众之所困精神的又一次体现。南宋王象之在《舆地纪胜》称泉州“水路据(jù)七闽之会，梯航通九泽之重”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刺桐港“通互市于海外者，其国以十数”。海外贸易(màoyì)的激增，是泉州刺桐港迎来“黄金岁月”的标志，这也推动了与港口配套的设施的建设。据文献载，南宋宝庆元年（1225）前后，后渚港番船云集，桥渡吞吐量有限，装卸货码头严重不足，造成海上贸易的诸多不便。宝庆二年（1226）春，道询主持募捐(mùjuān)建造普济桥渡，绍定三年（1230）夏竣工并投入使用，缓解(huǎnjiě)了后渚港码头海上贸易装卸货的紧张状态。

“宝塔亭路”碑与“普济桥渡”碑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(de)见证物

所谓“桥渡”，即伸入海中(zhōng)的码头。相传普济桥渡长约(yuē)七八百米，石桥东侧古有一座航标(hángbiāo)塔。此桥专供海船装卸、交易货物使用。在现今浔美社区的青莲寺中，仍存两块石碑。一块正面碑额镌“普济桥渡”；另一块碑额镌刻“宝塔亭路(lù)”。碑刻内容记录僧人道询主持(zhǔchí)建造普济桥渡和宝塔亭路时的捐款(juānkuǎn)人及捐款额。“宝塔亭路”碑的碑文记载称：“宝庆丙戌（1226）季春(jìchūn)始约，绍定庚寅（1230）孟夏圆成。主缘道询谨题。”这是道询建造普济桥渡的见证物。

在修建普济桥渡之后，道询又相继建成了弥寿桥、清风(qīngfēng)桥、登瀛桥等桥。累累功绩，言之难尽(jǐn)。

“开闽文宗”吟啸之(zhī)地

吟啸桥保存较(jiào)好，仍可通行。

吟啸桥，俗称“隐龟桥”，位于晋江市(jìnjiāngshì)梅岭街道双沟社区(shèqū)内，其址在潘湖南畔。该桥始建于唐，最初为木桥(mùqiáo)，据明万历《泉州府志》载，建造者为日映禅师（清乾隆《泉州府志》记为日辉禅师）。后来刺史王延彬、余廷英(yútíngyīng)相继修葺。宋咸平年间(niánjiān)（998—1003），“邑人王养及僧行珍始为石桥”。

“吟啸”之名据说与“开闽文宗”欧阳詹有关。《福建通志·卷8》载(zài)曰：“桥以欧阳詹尝游憩啸咏(xiàoyǒng)于此，故名。”相传欧阳詹少时读书龙头岭（位于吟啸桥(yínxiàoqiáo)西北的紫帽山侧），往来潘湖村，必经此桥，常在桥(chángzàiqiáo)上吟啸。

宋时，吟啸桥是南北(nánběi)陆上交通要道。往北经御赐桥、新桥入泉州城，再出城北洛阳桥，便可(kě)通达福州；往南(wǎngnán)经古陵，过康店驿，可达漳、厦。

明人庄一俊曾作《咏吟啸桥》诗云：“欧子考盘(kǎopán)处，潘湖是故村。偶寻(ǒuxún)山水迹，乘兴到桥门。逝者空怀古，鸥来欲断魂。平田野望阔，吾(wú)此驻黄昏。”

清代《重修吟啸桥记(jì)》碑

如今，在吟啸桥北立有一方《重修吟啸桥记》碑。该碑由清代文林郎庄文进撰文，于清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立。碑文记述乾隆三十二(sānshíèr)至三十八年（1767—1773）重修吟啸桥的经历，并录有捐资人名(míng)百余。通过该碑可知，当时重修是(shì)由晋江司训李保首倡，他(tā)“料工召匠，指画成规，并捐金为(juānjīnwèi)倡”。倡修者还包括生员李瑚琏，同时有赴台湾(táiwān)垦荒致富的中宪大夫、乡绅吴洛捐资助修，该碑也成为(chéngwéi)晋江与台湾渊源研究的实证。此外(cǐwài)，碑文首段即(jí)对“吟啸”之名来历加以阐述：“昔欧阳行周（欧阳詹）先生居潘湖，常乘小舟(xiǎozhōu)往来吟啸于烟浦之下，后人因以名其村与桥。桥以‘吟啸’名，志前贤旧迹也。”

传奇名将兑现(duìxiàn)儿时心愿

濠溪桥，又名龙津桥(lóngjīnqiáo)、河市桥，位于洛江区河市镇河市村、霞溪村之间，由僧人宗爽始建于北宋大观年间（1107—1110），原系木梁桥，后遭火毁；南宋绍兴(shàoxīng)年间（1131—1162）重建，名“濠溪桥”；嘉定六年（1213）杨炳又重建，改名龙津桥；明隆庆三年（1569），抗倭名将、都督俞大猷捐俸(fèng)重修濠溪桥，将其建为石梁桥(shíliángqiáo)。古桥原为6墩7孔，其中有5个船形墩，每孔(měikǒng)架上石板梁5根，每根石板梁重约4.8吨(dūn)。1959年，濠溪桥进行加固改造，使桥面整体抬高约1.68米。后来又进行第二次拓宽(tuòkuān)改造，在上游(shàngyóu)桥墩(qiáodūn)的轴线上架起7根辅助柱。

俞大猷出生于河市，重修濠溪桥是他(tā)情系桑梓的一种表现。濠溪桥头的观音庙旁迄今仍存有明、清重修碑三通。其中(qízhōng)一方是俞大猷亲撰的《重建濠溪桥碑》，该碑(gāibēi)碑文记载了他重修濠溪桥的因缘故事：大猷9岁时，有一天随父亲俞广赞(yúguǎngzàn)到叔祖父家探亲(tànqīn)。路过濠溪桥头，看到始建于宋的濠溪桥只剩下孤零零的桥墩，溪上无梁木可行，行人只好蹚水涉险过河。一问，方知是几天前樵夫不小心将桥板烧毁了。大猷见此情形便立誓(lìshì)说等自己长大后，必要重建此桥，以利行走。人小志向大，俞大猷这番话(zhèfānhuà)获得父亲的鼓励，而他也悄然谨记(jǐnjì)于心。隆庆年间，因抗倭扬名(yángmíng)的俞大猷官封右都督，捐俸建造了濠溪石桥，既(jì)是安慰父亲在天之灵，也是了却儿时心愿，为家乡(jiāxiāng)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。该碑书体端庄凝重，结构严谨，是研究俞大猷及闽南桥梁(qiáoliáng)历史的重要物证。

俞大猷为帅时，在福建与广东(guǎngdōng)等地与戚继光联手抗倭(kàngwō)，曾大败倭寇(wōkòu)于兴化城，又与倭寇战于广东的饶平、惠州、潮州一带，使倭寇一听“俞家军”至，闻风丧胆。时人将他(tā)与戚继光并称为“俞龙戚虎”，是流芳百世的抗倭英雄。他与濠溪桥的故事，为名将传奇再添注脚。